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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癖的正当出路

  吕约 专栏

  中国男人

  洁癖是一种女性化的疾病,却经常发生在男人身上。我见过一位男性洁癖,整天站在水龙头前洗手,一边洗,一边嗅,煞有介事。科学家指出,严重的洁癖可能导致病人有自虐或施虐倾向,不能掉以轻心。



  元代山水画家倪云林是一个最经典的洁癖。他的香厕是一座空中楼阁,用香木搭好格子,下面填土,中间铺着洁白的鹅毛,“凡便下,则鹅毛起覆之,不闻有秽气也。”洁癖在性问题上都比较谨慎。倪云林有性洁癖,所以“不近女色”。有一天,他忽然看中了金陵一位姓赵的绝色歌姬,约来留宿,先叫她好好洗澡,然后从头摸到脚,边摸边嗅,总觉得哪里不干净,要她再洗,洗好了检查,还是不放心,于是再洗,折腾到天亮,最后什么也没干。洁癖和孤高,使这个男人不仅激怒了敌人,也丧失了朋友,作为报复,关于他的死因有多种版本,一说临终前患痢疾,“秽不可近”,又说是被朱元璋扔进粪坑淹死的。许多太监都有洁癖,因为老觉得自己不洁,魏忠贤如厕都要用金沙粒、香木屑接着,因此“遗臭万年”。诗人中洁癖更多,王维每天扫屋几十遍,人民群众并不鼓掌,而是说:疯子。“扫屋"”(生理洁癖)只有成为“扫天下”(道德洁癖)的盛大隐喻,才能成为英雄。女人有洁癖是光荣的,而男人的洁癖如果不及时转化成一种道德的隐喻,仅仅停留在生理洁癖的阶段,就可能成为世俗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异端,沦为笑柄。只有将对个人身体洁净程度的迷恋,升华为对“社会躯体”清洁度的追求,才能成为道德偶像。

  洁癖一般都是极端的完美主义者。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一种极端完美主义的文化,产生了大量的洁癖。洁癖话语实行的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,比如格律诗,容不得半点韵律上的异端。隐喻传统的发达也起源于洁癖美学,说到肉体和情爱,就用植物和动物替代。还有阉割真实肉体经验的“美文”传统,至今还香火不绝。当代小说中的“污秽叙事”,就是通过自渎来往道德洁癖身上泼粪,类似于“污秽战术”。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里,慧马因国是洁癖种族,被统治的胡耶人便向慧马因人身上扔粪便来保护自己。

  洁与不洁,在不同的文化里解释完全不同。中国的隐士都有洁癖,自我美化。而西方(包括印度)的苦修者却满身污秽,用肉体肮脏来报复精神的不洁,用自渎的方式来净化。奈保尔的《幽暗国度》里写印度人当街大便,因为在印度教里粪便与黄金同义。农民一般没有洁癖,他们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,在他们眼里粪便意味着粮食。儿童没有脏洁的区别,他们对粪便有特殊兴趣。在一个充满自然细菌和精神病菌的世界上,过度洁癖反而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丧失。

  道德洁癖与文明禁忌相关,最初起源于生物性恐惧,后来抽象化为道德洁癖,最终又在个体身上表现为生理性洁癖。古代女子因为男人拉过她的袖子就把胳膊砍了,这正是道德洁癖向生理性洁癖过渡的极端形式。道德洁癖最后变成了伪善,不愿承认人的基本欲望,只有通过阉割来实现“净化”。女性(包括女性化的男性)的洁癖很容易变成个人化的生理现象,也就是神经症。男人大部分很少神经症洁癖,而是转向话语权力或政治。男人的洁癖更抽象,甚至可怕。中国某些男人的洁癖是一种道德禁忌高度发展的产物。道德禁忌实际上是最无能的一种治理方式,“割了最省事”,这就是中国古代极权主义的思维。

  传统的道德洁癖是极有可能产生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。中世纪是洁癖,资本主义则是反洁癖。资本主义在个人生理层面上采用现代技术(消毒剂)阻止了生理洁癖的产生,通过社会制度阻止了精神“洁癖”的产生。

  从生理洁癖、心理洁癖到道德洁癖、美学洁癖,发展到巅峰就是权力“洁癖”(不容异端)。不少独裁者有洁癖,比如纳粹就是一种血统洁癖。最新的例子是萨达姆,法国记者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《萨达姆大叔》,其中揭发了萨达姆鲜为人知的洁癖,前伊拉克大臣说,和萨达姆见面的人必须微微弯身,接受身体干净程度检查,“这位伟大的领导人十分害怕细菌。”可见,一位“伟大的”洁癖患者可能就是最大的精神病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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