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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


 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


  ■他本是一个亿万富翁,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,当了董事长还帮工人掏粪。
  ■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,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、赔钱的中学,赔多少都不在乎。
  ■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,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,却不肯和光同尘,梗直倔强。
  ■他在事业顶峰时曾评论自己:“看似可喜可贺,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。”几乎一语成谶。

  □本报记者  万静波
  悲喜
  11月1日,河北省徐水县。85岁的刘凤兰在家里一大早就心神不宁,一会儿坐到炕沿上,一会又挪到院子口向远方张望:她儿子———49岁的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自今年5月27日被逮捕后,再没见过母亲的面。
  在被羁押近半年后,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判处3年有期徒刑,缓刑4年,定于是日释放。
  这天也是孙大午父亲孙凯的生日,全家人都在忙活着饭菜,谁也不怎么说话。作为现场惟一的记者,我甚至不忍旁观这次压抑而酸楚的家宴。
  突然,家门口传来哭喊———“大午回来了!”
 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孙大午。半年的牢狱生活,他比照片上瘦了些,理了个寸头,白发出来了,但看起来精神尚好。
  亲人们把孙大午围在了中间,哭作一团。
  孙大午没落泪,看起来很镇定,只是眼圈红了一下。刘凤兰抱着儿子说:“小子,告诉你,你妈没哭,你妈相信你能出来。”
  坐下来后,杜润生、保育钧等人专程过来看他,他有些沉默,只是一杯接一杯喝酒,菜几乎都没动。而他家人告诉记者,原先他曾戒酒多年。
  不断有人进来敬酒,端起酒杯就掉泪,连人高马大的男人也不例外。隔壁和外面院子里,慢慢围聚了一大群人,越来越多,也不进来,只是在外面抹眼泪。
  一个食堂老师傅带着哭腔说:“你走了5个月,咋跟5年一样?!”
  有人问到了看守所的生活。孙大午说:“里面也没啥,呆得住,就是最早关单人房时有点难受。”当有了点醉意后,他就感叹:“人为什么要有思想?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!单身号房的囚犯,就成了拉磨的驴子!”
  说归说,孙大午在看守所里没闲着,他在半年里看了约50本书,文史哲方面的,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。那里能看的书,他几乎都翻完了,出来时跟看守所所长说:“书太少了,回头我给你捐。”
  对被羁押的日子,他说:“受这难,正常。”他过去一直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,被抓后,陡然“有的是时间睡觉,好像休假了半年”。
  这顿饭吃得不轻松,从属下那里他得知,目前大午集团的经营状况已受到重创。有几家厂停止了生产,还流失了四五百名工人。一个细节是,该集团门口有一个早点摊,过去生意好得很,每天都营业到中午,现在上午9点钟就收摊了。
  孙大午家里状况仍然糟糕。他岳母也是今天生日,可那个生日晚宴吃得更压抑:他妻子受他牵连,迄今“在逃”,岳母只能过个女儿缺席的生日。晚餐很简单,一个大午集团的自制烤鸡,几个凉菜,孙大午亲自给老人喂蛋糕吃。

  回家后的两次落泪
  大午学校的状况也不好,今年小学一年级只招了6人,还有一些学生流失走了。
  11月2日一早,孙大午又去了学校,从食堂到教室,皱着眉一间间地看过去。在女生宿舍里,他看到几间宿舍几乎是空的。
  记者眼前一直很坚强的孙大午落了泪。一位学校的老师说,在工作组接管学校期间,孙大午收养的两个孤儿,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。他本来不知道,一听说这事,眼圈“刷”地就红了,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正开着,孙大午不管,掏出纸巾抹泪。
  10分钟后,孙大午再次落泪。图书馆大楼只修了一半就被迫搁浅,本来是准备和加拿大一所学校合作办学的,协议都签了,因他突然被拘捕而中途流产。目前,三四百名建筑工人走得不剩一个。连建筑队长都到北京打工去了。施工机器也被拍卖一空。站在大楼面前,望着黑暗而丑陋的墙体,孙大午沉默着,无语望天,流下眼泪。
  在校园小卖部,他特意看了看刷卡机,5年前他就定下制度: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刷卡10元,听说这个制度还在被严格执行时,他脸上才略有些笑容。
 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,孙大午本有所顾忌不愿意多说,但生性豪爽,眼看着要说多了,他二弟媳红着眼睛抢进来,冲他嚷嚷:“不是说不让你说的吗?咋又在说了!”
  孙大午愣了一下,摇头苦笑。
  在狱中,孙大午写了几首诗,其中一首,记者辗转看到了,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:
  从来不信传世作/天行健/地怎说/纵然已近天命年/仍西望长安/诘啧蜀道/惟有男儿本色。

  大午城,桃源梦
  Hold fast to dream
  For if dreams die
  Life is a broken-winged bird
  That can not fly
  (紧紧抓住梦想/梦一旦逝去/生命将如断翼的鸟儿/不再飞翔)这首诗是孙大午在一所大学演讲时用英文朗诵的。他第一个梦想,是将大午城建成为一个好人相聚的世外桃源。
  这是一个儒家式的乌托邦之梦。他赞同“共和”思想,推崇儒家“和为贵”,宣扬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向往“大同”。
  1970年,孙大午当兵,一呆8年,他表现很好,两年就入了党,曾被提成营职干部。1978年,他转业回家,进了县银行部门。
  1985年,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,孙大午就鼓动妻子联合四家农户承包了这块“憋闷疙瘩”。1989年,已在县农业银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辞去公职,和妻子共同创业。
  18年发展至今,当年1000只鸡、50头猪的小小养殖场,发展成有1500多名职工、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过亿元的大午集团。
  他常年开办免费的农民技校,已培训养殖户3000多人,学员遍布十多个省。
  他办医院,被捕前还投入20多万元建成一所医院。每月只用1元,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,做一次包括B超、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,只要10元钱。
  他重视教育,憧憬“有教无类”的理想境界。在大午集团,除了董事长一职外,他只有一个兼职:大午中学校长。在他的罪名中,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00多万元”,而校园投资就达到3000多万,校园比集团办公楼要豪华,但收费却并不贵,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只要100多元。他要办的是一所“平民学校”。
  孙大午对于企业文化有让人奇怪的独特理解,比如他建孔庙,祭奠孔子;还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兴建“儒家大成园”,纪念历代大儒。甚至想建一座“孔子大学”。
  在有些人看来,他对儒家文化的宣扬有些超常了,例如他给职工讲《论语》,甚至将道德教化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,有职工不给父母赡养费,孙大午亲自找他谈话:要再这样,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。不然请你离开。
  他反对暴力,甚至反对学生看战争片和动作片。
  他要求小学生背诵《千家诗》、《三字经》,还在全校推行“母亲颂”等活动,宣扬“孝悌”精神。
  他骑摩托车轧死一只小鸡,四顾没人,他下车在死鸡下边放上两块钱,这是“慎独”。
  他在大午集团办公楼上下贴满了格言:做事不虚不假,做人不欺不骗;不得一时之利,不取一时之财;讲仁讲义讲良心……
  他真心地认为:做买卖和做人一样,都要心术正,仁义买卖才能长久。当年他多次考察大邱庄,大邱庄的理念是“先向钱看,再向前看”,“只有向钱看,才能向前看”等,他并不赞同。他的思想是:“不以赢利为目的,而以发展为目标。”
  孙大午在不少场合宣称:“我的梦想正在实现。”他反复说要为乡亲们打造出一个没有邪恶、没有饥馑、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。
  孙大午曾把建设大午城的构想向上级政府汇报,领导都表示支持,但“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,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,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”。
  但也有人批评孙大午的“幼稚”,因为这个梦想过分倚靠孙大午的人格魅力,人治色彩太浓,孙大午的个人安危直接影响到企业全局。

  古怪的亿万富翁
  这个有严肃的道德诉求、清苦自持的富翁,在他的家乡正赢得传奇般的声誉:他有亿万家产,却没有别墅,没有专车,住在集体宿舍里。生活极其简单,爱吃玉米饼子、大葱蘸酱,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。不赶名牌,不上娱乐场所。一个月只拿2000元的工资。出差去宁夏,他坐硬座。
  最令人称奇的是,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,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。
  “我没有一个私敌。”孙大午说。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真实,二十年风雨,被投毒、剪电线、毒打、暗杀、诬告……几乎什么事情他都经历过。
  1998年,他投资160万元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,直通107国道,造福了一方民众。但居然有一位基层干部因未得好处,让各村动员村民挖路。一位村支书要入干股,孙大午不答应,此人想尽办法捣乱。一次,此人让他的外甥来大午家,劈头就打,孙大午被打得头破血流,一根指骨折断。
  孙大午说耶稣的故事让他感动: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,向人们讨口水喝,有人却拿破布蘸上盐水递给他,耶稣只怜悯地望着天说:原谅他们吧,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他说他也是这种心态。
  孙大午说,“我要做个公众人物”,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的,他说“我敢光着屁股在街上走一趟,因为我身上是干净的”。
  在中国,“问题富豪”落马,会牵出一连串的涉案政府官员,可孙大午案却没有一个官员因之受到牵连。在中国富豪阶层普遍社会声誉不佳的背景下,孙大午的出现,某种程度上简直是个奇迹。
  当然,也有人认为孙大午作为个人性格而言,太自负。当地一位县领导就讲过:孙大午是“午”字出了头,成了孙大牛。
  2002年5月,首届全国“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”在大午集团召开,按常规该请县里领导露露脸,可孙大午竟然说:“他又不懂,请他干嘛?”后来请了一位政协副主席,刚从教育局长位上退下的,“他还懂”。
  也许,这种太过求真的个性,使他无形中失去了若干也许本可不必失去的盟友,官员中也该有他的真朋友。

  黄道、黑道与正道
  孙大午把自己的道德观烙在大午集团的经营方式上。2000年,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个在同行看来无需斟酌的选择: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,一次就要十个车皮,甚至货款先到。但“按惯例”,那家公司经理要每吨60元的回扣。
 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,但孙大午当场拒绝:“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,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,实际上是在出卖人品,这样的交易,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。”
  最后生意没有做成,那家公司的经理觉得匪夷所思。
  大午公司的种禽厂,常年购买北京某国有鸡场的种鸡。一次经理向他请示:是不是给场长送四五千块钱,别人进鸡一只4元,他们要6元,每进1万只,就要多出2万多块。孙大午眼睛一瞪:“我宁肯多花钱,也绝不送礼,可以正大光明地讨价还价,但不要贪这样的便宜。”
  孙大午把企业的经营之道总结为三种:黄道、黑道与正道。黄道,是胡雪岩的生意经,靠政府吃饭,和官员勾结,送回扣,行贿赂;黑道,生产假冒伪劣,坑蒙拐骗,逃税漏税。
  孙大午提倡走正道:正道看起来最笨,但清清白白,虽艰险但终是坦途。
 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姚监复,十多年前就和孙大午有了交往,他有句评价:“孙大午是个一面派,从不两面逢迎。”
  孙大午遇到他喜欢的学者,赞扬话一般只一句:“你的课我听完了。”
  一个细节证明了他的军人作风。一次他和某地税局打官司,该局一个官员涉嫌打击报复,他先让人把控告信送到对方手中过目,然后再向有关方面寄发。

  “不兼容”的代价
 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:“大午,你跟别人都不一样,你跟现实社会‘不兼容’的。”现实果然残酷,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,就是例子。
  企业要发展,最重要是资金。这些年来,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,年年落空。1993年,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,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,求助银行,被拒。1995年,孙大午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,还是贷不到。
  近20年来,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。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,河北省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;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“养鸡状元”,农行再给了180万元。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。
  2000年,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,1200万元的投资,需贷款600万元。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,孙大午被逼无奈,终于听了劝告,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。不知是否嫌钱少,钱收了,贷款没下来。孙大午大怒,非要把钱要回来,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。
  从此,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,当地另一家民营企业发展迅速,近年来年产值已达到数亿元。据了解,该公司从当地银行的贷款已有3亿元之多。
  无奈中,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,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。但他没有想到,律师认为是合法的“民间借贷”行为,却让他背上了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的罪名。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,却终不能得免。
  和孙大午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。孙大午被抓后,山东、贵州等地有9家企业打来电话,关注孙大午的审判结果,他们的企业领导人也都因同样罪名而正遭羁押。

  说,还是不说?
  如果是一个“聪明”人,也许会“退思己过”,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最后变得“成熟”了,与这个格外现实的世界妥协。但倔强的孙大午却坚持要从另一翼寻找答案:是我自己错了,还是现实错了?
  他不仅去思考,有的时候还把思考的结果拿出来说。
  就以大午集团遭遇的税收官司为例。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规定:在税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不如期完税,没有复议的资格,不经税务机关复议无权打行政官司。因此,对于孙大午打官司的要求,法院根本不管,至于税本身该不该缴的问题,法院更不理睬。孙大午的几十万元资金就这样白白被划走,而没有任何说法。
  《银行法》规定,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,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,可是不允许农村开办钱户、钱庄。“在农村谁有两个亿资金?谁又愿意实缴5000万去集体‘合作’?这些条文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,束缚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。”孙大午评论说。
  “但在全国十几万亿存款中,农村也就占了两三万个亿,即使这些都返回农村,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,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混乱?其实根本动摇不了国家金融命脉,可能伤害到金融部门的利益。”
  他认为,类似问题在工商、税务、畜牧、卫生、水利等部门法规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。
  形成这些见解后,他开始和一些学界人士交往。今年三四月间,他借在北京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演讲之机,公开宣讲他的观点。这些演讲文章又流传到了网上,在学术界造成不小影响。
  孙大午的朋友为他担心,因为很少人会像他一样把核心的观点挥掷出来,有些事实,一旦被揭开,是会让有些人害怕的。他在文章中现身说法,把那么多矛盾一锅端出来,自然要得罪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了。有句粗话讲:屎不挑不臭,孙大午一下就把这团矛盾捅破了,犯了大忌。
  也有人认为他实在“没必要”,他是企业家,尽可以闷头赚钱,不该搅和到学术界去,即使有所思索,也不该公之于众,最后拿个人产业赌博。

  潜规则的破坏者
  吴思在他的《潜规则》一书中说得很明白,官场上的事,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,顺时应变,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。
 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,他的说法是,身正不怕影子歪。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,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———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,而是闹上法庭。
  首先他得罪了“土地爷”。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“憋闷疙瘩”发展起来的,企业稍有起色,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,说大午违法占地,要罚款1万元。孙大午觉得委屈,没给。然后县里出面,说要罚5万元。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。孙大午还是不服:“《土地法》1987年生效,我是1985年占地,怎么会是非法占地?”
  对方来个几十辆车,要把大午集团推平。“不要说你建养猪厂、养鸡厂,就是在山坡上搭个牛棚、垒个羊圈都得经土地部门审批,否则就是违法!”孙大午就把当地土地部门告上法庭。
 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。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,在石家庄上市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: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。
  孙大午纳闷了:“大午”是我的名字,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,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?
  但对方说大午的商标没有发公告,所以罚款5万元。孙大午更觉冤枉了:根据商标法,3个月申报、3个月审查、3个月公告,一共是9个月,公告该由你发出,我已经申报了18个月了,我有什么责任?
  只好又打官司,但怎么都打不赢。官司拖了一年,最后孙大午讲和:我孙大午有眼无珠,多有冒犯,罚5万我认了。
 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“乌龙”官司。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,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。他一直守法经营,去问为什么,当地税务局回答:你先纳了税再说。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“通知”,3天后就被封了大午集团的账号。
  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,只能再告。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,只要交16万多元,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。官司一打就是5年,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。
  最后事情闹大了,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,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。但孙大午一算账,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,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。
 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,孙大午伤痕累累。有人批评他说: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,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,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。
  对此,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,但他仍心存侥幸。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,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:“可彰而不可学,没有代表性,只是个死里逃生者。”
  可惜说完“死里逃生”两个月后,孙大午就被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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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孙大午回家后见到80多岁的老父母,百感交集 本报记者 王景春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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