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ww.xdanger.com Thinking up makes looking up ...

我们的三峡我们的命运

  我们的三峡我们的命运
  一个移民城市的现实与未来

  本报记者  王景春  摄


  “以前说移民,说新城建设,说三峡工程,只停留在认识层面,直到亲眼看见江水漫过家园,那才刻骨铭心感受到———这次是与过去真正告别了。”  ———一名秭归居民的感受

  □本报驻京记者  孙亚菲  发自秭归
  尽管到了下午5点,山区的太阳依旧热气逼人。而韩永华,却已在阳光下静坐了3个多小时。他茫然地望着水面,汗水密聚在额头,任小孙子在身旁跑来绕去,一副浑然不觉的表情。
  从5月25日三峡大坝准备蓄水开始,作为秭归老茅坪镇人的韩永华,每天下午都要端着小凳子,走上半个多小时路程,来到凤凰山脚下遥望大坝蓄水。
  韩永华遥指着几百米外的江面告诉记者,那里曾是他的家。2003年5月26日那天,茅坪古镇连同它的千年历史,全都沉到了水下20米。
  生他养他五十载的家园,从此不复重见。而历史将在他面前翻开全新的一页。


  因水而生
  看似柔软的江水,正以其无形的力量,悄然改变着历史,以及一些人,或事。
  距新秭归县城37公里外的老城,临江是一片爆破后的废墟。除了砖头瓦砾,还剩下二十余栋二期水位135米以上的待拆楼房。
  秭归县原建筑综合公司职工易珍法的家,就在离江边废墟最近的一栋楼房里。家境颇为宽裕的她,早在3公里外的新归州镇买了房子,然而却舍不得搬走,任由新房空着,仍旧住在这时常断水缺电的旧楼里。
  易珍法说,她习惯了这儿的青石板路和湿漉漉的江风,直到政府下令三期搬迁,她才会离开。
  “这几天我站在楼上,看江水一寸寸地涨,心里就一阵阵地痛。”
  易珍法每天眺望江面的5楼,高度是142米。6月1日,三峡大坝下闸蓄水,15天后,江水就将在她家楼下荡漾。
  2003年6月的第一天,不仅是三峡工程10年建设的一个新标杆,标示着人为调控长江的开始,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历史的分界线:旧秭归随江水逝去,新秭归完成交替,死而重生。
  “和很多老百姓一样,我的心情也很复杂。”5月31日下午,秭归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马尚朝坐在他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里,向记者形容他这些天看大坝蓄水的感受。
  “以前说移民,说新城建设,对三峡工程的认识,只停留在理论层面。直到亲眼看见江水漫过家园,那才刻骨铭心感受到,这次是与过去真正告别了。”马尚朝说,从25日开始,江边就聚满了看水的人。“偌大一个新县城,没去看过蓄水的人几乎没有了,一些残疾人,甚至拄着拐杖,摇着轮椅,也赶到江边。”
  江水慢慢向上,一点点吞噬着沿江的绿地浅坡。看江的人们,心情可谓悲欣交集:一面是“高峡出平湖”的新景观,一面是故土家园的永恒告别。个中滋味,难以言表。
  让秭归人不至于过分哀怨的,是他们身后那座拔地而起的新城。那是他们新的生活空间,寄托了他们新的希望和梦想。
  巍然矗立,俯瞰长江,这座位于原茅坪镇山上的现代化新城,只有四岁的生命。和千年老归州相比,它的历史,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。尽管如此,新县城漂亮的楼房,宽敞的道路,颇富匠心的绿化,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,很快征服了人们的心。如果要问秭归人更喜欢老城还是新城,十个有九个的答案会是“新县城”。
  务实的秭归人,很清楚地划分出别离的伤感情绪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。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家裕用数据和事例把新旧城做了一个简单对比:旧城的..8万人,挤在0.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全城没有一个花坛,街上没有一棵绿树。而投资近5亿建起来的新城,面积比旧城增长了6倍,为4.2平方公里,绿化覆盖率达36.8%,并因此获得建设部颁发的“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”。
  很多当地人都持这样的观点,三峡大坝的修建,成就了秭归的新生。
  “尽管秭归付出了一些代价,但总的来看,回报大于损失。”秭归县委副书记周功彪表示,三峡工程建设对秭归县的经济拉动作用不容忽视。“1992年搬迁前,我们全县的人平纯收入不足700元;而到现在,人平纯收入已经达到1700多元。县里的财政收入,也从搬迁之前的4000多万,发展到现的1个多亿。”
  他很肯定地总结:三峡工程使秭归提前了10到20年摆脱落后状况。

  断奶之痛
  江水改变的,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命运。
  对吴兴菊来说,也许正是最艰难的时候。
  5月31日,记者在新县城的屈原大道上见到她时,她正在太阳下挥汗如雨。两把大伞高高地支在她的饮料摊边,依然无法抵挡烈日的炙烤。
  从早上5点到下午4点,吴兴菊在摊边已经呆了快12个小时。然而,这远远不够。她的工作时刻表上,开始时间是早上5点,结束时间是晚上11点。
  她不得不这样做。
  两个月前,吴兴菊的丈夫从广告工地的三角架上摔下来,粉碎性骨折,现在仍躺在家里休养。一家人的生活,都指望这个冷饮摊。
  “夏天生意比冬天好,挣得多点的话,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,比在厂里干活强。”尽管遭遇不幸,但吴兴菊的声音里并没有太多沮丧。这位原橙汁厂的职工,1976年建厂时就进了厂,一干就是24年。然而,2000年4月30日,橙汁厂因资不抵债而破产。
  据吴兴菊讲,和她同样命运的,不止是橙汁厂两百多名员工。整个秭归县,有1万多名职工是从全县126家国有企业出来的,他们的生计问题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。据悉,库区对口支援省江苏,成了秭归最大的投资者,县里十来家企业,几乎都来自江苏。
  曾在县经贸委工作过的马尚朝,对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了解。
  “有一件非常令我们痛苦的事情,就是三峡欲上不上,使库区失去了两次改革发展的机会。”马尚朝介绍说,三峡工程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论证,在1984年左右形成讨论热潮,当时论证后的决议是,按156米高度来建坝。然而,就在国务院正要讨论之际,重庆市又提出一个方案,为使万吨船队直达上海,需要把水位提高到175米,之后就请专家继续论证。
  “这期间,整个库区的建设就全部停止了,国家不拿钱,不允许建了,因为建了也可能要扔到水里去。在库区投资5000元以上的项目就得报批,包括库区工业企业在内,不允许扩大再生产。”马尚朝说,由于技术落后,过去的厂房很简陋,而国家在搬迁时却按实物进行补偿,因而造成补偿不足。搬迁之后,能把厂房建起,已经非常不易,下来还有职工的住房问题,资金的短缺使厂建起后没法进行技术改造,产品结构无法得到调整,与市场严重脱节,这种情况下,不少企业都遭遇了生存危机。鉴于此,国家出台政策,对库区工矿企业实行关、停、并、转、破,并给了库区50亿元的核贷规模,鼓励只要企业破产,就可以核销掉企业原来在银行里的贷款。
  吴兴菊和同在橙汁厂工作的丈夫一起下了岗,年近五十的他成为秭归浩浩荡荡“摩的”大军中的一员,然而祸不单行,由于技术不够纯熟,去年他在驾驶摩托时,撞死了一位农民,赔了4万,自己也身受重伤。
  地处山区的秭归县,满大街都是呼啸而过的“摩的”,据称有5000辆之多。其中一半以上的人,是以前的下岗职工。他们中的每一个,都可能告诉你一个他的故事。
  在新城第三产业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,做“摩的”生意,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。去往城内任何地方,只需1元钱。低廉的收费和激烈的竞争,他们的收入每天顶多20元。
  周功彪副书记告诉记者,和很多地方一样,下岗职工的生存问题,成为县里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。“政府通过各种渠道,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;对生活特别困难的,政府给予低保待遇。”
  周功彪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:秭归去年有3000人享受人平低于120元生活费的低保政策,而今年通过摸底,享受低保的将增加至5000人。

  现实与未来
  6月1日晚,记者乘着摩的,绕过一段没有路灯的土路,来到范家湾居民小区时,还不到10点,而高丙翠一家,却早已睡下。
  从外表看,高家这栋三层楼房与城中心的小洋房无异,然而一走进屋子,扑面而来就是斑驳的墙壁和破损的家具,灰暗的灯光,让人感觉恍若隔世。
  “没什么事做,早点睡,也省电。”高丙翠睡眼惺松地说,她家女儿、儿子、女婿和小孙子共5个人,全靠她每月100元的低保和女婿开“摩的”的收入来维持生活。高昂的物价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。
  拮据的生活让高丙翠十分思念以往面江而居的日子。她一家原是茅坪镇居民,1997年随镇上最后一批移民搬到范家湾。
  但对于搬迁,高丙翠表达了理解的态度:“国家要搞建设,我们不搬也不行啊。”
  他们正处于搬迁后,开始创业的最艰难的一段时间。高丙翠开摩托车的女婿徐世凯感叹,以前住在茅坪镇上时,尽管没有工作,但临街的门面收入,足以维持全家人开支。有时候还利用港口优势,做点小生意,日子过得挺和美。
  周功彪副书记对这些乡镇农民移民的情绪表示理解。他说,他从1990年就开始在茅坪镇当党委书记,1992年三峡开工时,茅坪大规模的移民工作就是由他亲力亲为的。
  “工作确实不好做。”周功彪回忆,由于大坝坝基选址茅坪,因而该镇是为三峡工程第一个全面移民的地方。周功彪等镇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,才在5年后全部结束万人移民。
  “移民们现在感觉生活困难,那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还不是很好,而且思路没有打开,一些观念还比较落后。”周功彪颇有信心地说,这种状况将随着三峡蓄水而逐步得以好转。紧靠大坝的独特地理位置,将拉动秭归旅游业的快速发展,未来前景看好,秭归的百姓也将因此受益。

  “我的日子好过起来了”
  与范家湾移民们不同,同为茅坪移民的屈原三号船主江洋,对三峡蓄水后的前景看好。
  性格乐观的江洋告诉记者,他的致富,始终与水有关,与三峡有关:1999年,秭归县屈原船务公司破产,江洋便与他人合伙,花了40万,买下了这艘客运船。三年里,江洋就在长江上跑客运,生意好时,一个月能挣两三万甚至更多。即便是非典时期,乘客数量锐减,屈原三号的每月收入也在万元以上。
  长江三峡二期工程完成,大坝蓄水,让江洋再次看到了商机。早在新年后不久,江洋又联合几位朋友,共同出资购买了一条新的180吨货轮。
  “蓄水不仅使三峡工程实现通航,而且使水面变得平稳,航运更加安全。”江洋预计,从6月通航开始,他就将从事上海、重庆两地的货物运输。
  “只要你勤劳,肯去闯肯去干,就能找到出路。”江洋的一句话发人深思:无论移民也好下岗也好,我们不能老指望国家,只管坐享其成。只要吃苦耐劳,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好。

  新移民镇的建设和转型
  新归州镇已经迁到原新集镇所在地。这座临江而建的新城,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,让它赢得了湖北省楚天杯建筑大奖。
  和所有的新移民城镇一样,它也处于持续的建设期和迷茫的转型期。
  镇中央,一大片尚待建设的黑乎乎的建筑群,与沿街的青瓦绿墙极不协调。一位当地人说,那是归州中学所在地,由于资金缺乏,施工方已撤走数月,剩下这片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建筑,任由日晒雨淋。而镇上的中学生们,不得不继续在老城的一所临时学校里住读。
  “移民搬迁经费不够。”新归州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向福明,向记者揭开了中学停建缘由:当时国家进行移民规划时,给了归州镇600万的教育搬迁经费,用于搬迁镇上的一所中学和小学。然而,没想到的是,镇政府所在地的地质状况不良,岩石容易破,所以在挖地基时挖得特别深。仅此无法预测的因素,开工在先的小学花掉了400万,挤占了中学的建校经费。而中学要全部建成,需要800万,巨大的缺口使中学建设停工。
  向福明说,目前镇里打了报告给县里,希望解决中学建设问题,县里很重视,答复将在专门时候开会研讨。然而,他对结果却没有把握,因为属国家级贫困县的秭归,财政相当困难。
  资金不足,是城市搬迁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,镇委书记郑之问说,移民搬迁带来的种种问题,单靠一个镇政府的力量去解决,力不从心,仍需要多方支持。
  让郑之问需要投入更大精力的是即将开始的三期移民。
  “移民是个大问题。”经历过两期移民的郑之问,感觉最困难的就是与人打交道,目前滞留老县城的还有近千居民,加上175米线以下的农业人口,共2000多人,尽管人数比前两期少了很多,但难度最大。“因为这可能是秭归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。他们移民之后的生活问题,继而成为政府的难题。”郑之问有些疲惫地说。
  归州镇,只是秭归的一个缩影。
  整个秭归,都将面临第三次移民潮。已经退休的原秭归县移民局副局长谭传智告诉记者,三峡建设前两期已经完成近7万的静态移民,计划是10万,现在,第三期移民行将进行。
  “国家给秭归已经拨了22亿元的移民经费,加上物价指数补贴,大概总投资30亿元,经费方面问题不大。”谭传智有些忧心地说,移民要造福百姓,重点在于如何落实好国家的移民政策。
  “不是冠冕堂皇地说,为大家,舍小家。我们的老百姓真的很善良,只要是国家给的政策落实了,他们不计较好坏多少,都痛痛快快地搬了。”谭传智说,当前要注意的是,是吸取历次移民中的一些教训,加强移民经费使用的管理监督,合理合法使用移民经费,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得以落实到位。
  离开秭归那天,三峡大坝显示水位为113米,蓄水仍在平静进行着,正如新生的秭归城一样,没有人知道,它的内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。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也许可以给记者的这次三峡行划上句号:当今天也成为历史,你会觉得,其实一切都很精彩。

Related Posts

This sit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