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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晓光: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

  康晓光: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
  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,相比而言,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、价值和理念。

  分析
  □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

  二十多年变化彻底而剧烈

  南方周末:中国改革已经二十几年,和20年前相比,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?
  康晓光:和改革刚刚起步时相比,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,与此同时,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  首先,经济上由计划为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。第二,在政治上,政府在相当多的领域已松手,不再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所有角落,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也很少干预。第三,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剧烈变化。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发生剧烈转移。
  南方周末:面对如此巨大的演变,决策层的应对策略是否适当?
  康晓光:经过20多年持续市场取向的改革,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与此同时,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只要搞市场经济,你就离不开资产者、高级经理和知识群体,不可能继续敌视他们。
  事实上,中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,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、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,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,才有了19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。但另一方面,腐败、金融风险、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。

  反贫困依然是硬道理

  南方周末: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贫困群体人数的迅速扩大,如何看待这一现象?
  康晓光: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,前十年也就是80年代,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,而到后十年,一个基本特征是,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。
  从目前看,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,有人说8%是高估,但再低也不会低于5%,这也是国内外的主流看法。问题是,新增的财富去向何人之手。
  南方周末:城市贫困群体威胁着城市稳定,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发展的趋势是什么?
  康晓光:先前,政府限制农民进城,方法是户籍制度、就业制度、粮食制度等,但现在因为有资本的力量,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在资产所有者看来,只要可以降低成本,才不会考虑被雇佣者是什么户口。
 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,他进到城市,只要能吃饱饭、有回家的路费就行,因为他农村有几亩薄田,可以把社会保障省掉。而城市人则不同,他要养家糊口、供子女上幼儿园,还要交社保、结婚,如果和农村人赚一样的钱,他就会变为贫困者。和这些农村劳动力竞争,城市人并没有优势。
  从趋势上看,中国原有城乡隔离体系下的城市高工资将继续被打压,开放的过程是拉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过程,同时也是拉平城乡中下层百姓差距的过程,当然也是城市贫困加大的过程。第二个拉开,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  精英阶层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

  南方周末:有人认为,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健康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群体,中国精英群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?
  康晓光:从道理上讲,中国精英群体由三部分人组成:政治精英、知识精英、经济精英。我认为,中国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,承担责任太少。不久前,比尔·盖茨声称,死后只给每个子女留100万美元,而绝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。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?如果从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较,中国不一定比发达国家严重,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,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,相比而言,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、价值和理念。
  总而言之,世俗的法律和传统的道德对精英的控制开始失灵。
  之所以如此,也和中国社会演变时间有关,因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时间还短,精英群体还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,当然也有体制上的问题。应该认识到,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实现,需要长期的过程,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、公众不断的压力、精英群体不断的反思来实现。我认为,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,精英必须承担责任,而大众必须拥有权利。(康晓光: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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